1、全球政策共振加速普通塑料制品淘汰

1.1 全球塑料廢棄物危害日益增長

全球塑料產量持續增長

從 1869 年世界第一塊塑料——賽璐珞（硝化纖維塑料）誕生至今，塑料已發展 出包含五大通用塑料在內的 140 多種商業化的塑料品種，其中常用品種約有 30 多種。 同時，塑料產量的增長也十分可觀，尤其是伴隨著二戰后石油化工工業的迅猛發展， 全球塑料產能從 1950 年的 170 萬噸/年已增長至 2019 年的 3.68 億噸/年，增長了 200 多倍，其增速遠大于同時期內的全球 GDP（不變價）的增速。

塑料產量的增長來自于對其他材料如金屬、木材、紙張等的替代，根本原因是其 優異的性能及基于新工藝不斷降低的成本。2011 年起全球塑料制造增速呈現穩中有 降，近 5 年平均增速在 3.4%左右，而國內的塑料產量雖然從趨勢上也呈現增速下降 的規律，但增速總體顯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 5 年平均增速在 6.6%左右，接近全 球增速的 2 倍。

塑料垃圾在環境中累積速度加快

塑料誕生 150 多年來，理論上第一批塑料制品還需要至少額外 150 年才能完全 降解。在 1950～2015 這 65 年內，全球已經累計制造了約 83 億噸的塑料，若堆在 平地上將構成一座 5680 米高的山峰，除了仍在最初使用狀態的 25 億噸之外，其余 58 億噸已經進入廢棄或循環使用：49 億噸被填埋或遺棄，8 億噸被焚燒，僅 1 億噸 被回收利用后仍處于使用狀態（3 億噸被回收利用后再次遺棄），從比例來看，其實 絕大部分使用完后的塑料都被遺棄/填埋（84.5%）與焚燒（13.8%）了。若加上 2016-2019 的產量及對 2020-2021 的產量估算，至今總產量已超過 100 億噸，其中 遺棄與填埋的總量約 62 億噸。

從塑料垃圾處理方式的占比來看，最初的塑料垃圾完全是用后即遺棄的處置方式， 1981 年開始用焚燒法處理一部分的塑料廢棄物，再到 1988 年才開始回收部分塑料 垃圾進行再利用。近年塑料垃圾的焚燒與回收利用比例不斷提升，至 2015 年，上述 兩種處理方式占比分別達 25.5%與 19.5%，仍有半數以上塑料垃圾被遺棄（含填埋）。

從塑料垃圾的回收占比來看，即便是環保理念最為普及、塑料廢棄物回收利用實 施最久的歐盟，其 2015 年的塑料垃圾回收利用率也僅為 30.4%，同期全球回收利用 率更低，約為 19.5%。同時，即便是歐盟，其塑料垃圾產生量也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 ——2018 年歐盟的塑料垃圾產生量環比增長率約 3.56%，同期全球塑料垃圾產量的 環比增速更高，達到 9.61%。同時雖然歐盟的塑料垃圾遺棄（含填埋）量自 2008 年 起開始下降，但其實出口至其他地區的塑料垃圾未納入統計，全球的遺棄（含填埋） 量實際上仍然處于增長階段。按陸地上的塑料自然降解周期看，目前被遺棄（含填埋） 的塑料垃圾幾乎都處于降解過程中，其在環境中的每年的累積增量與遺棄量（含填埋） 相當，并處于逐年增長趨勢，塑料廢棄物污染形勢日趨嚴峻。

塑料廢棄物的危害逐步顯現

塑料堅固而穩定的碳氫分子長鏈即是其優勢也是其劣勢，大部分廢棄的塑料制品 除了極少量在特殊條件下降解外，在自然界環境中降解速度極其緩慢。陽光、熱量或 細菌都難以破壞塑料的結晶結構，需要幾百年才可能將其完全降解，其殘留及處理的 過程（如焚燒）均會給自然環境造成多種污染。

塑料廢棄后，留在陸地上的部分如塑料袋/塑料農膜等會破壞土壤結構，影響植 物根系生長，降低作物產量。根據研究，即便是破碎后形成的微塑料也會阻礙蚯蚓等土壤生物的生長，生產塑料時加入的有毒助劑也會釋放出來，進一步危害土壤生態系 統，使得土壤越來越板結、低產，威脅糧食安全。目前更為值得關注的是進入海洋等 水體的塑料廢棄物，其被認為會帶來更廣泛深遠的影響。《科學》雜志在 2020 年 7 月的一項研究表明，目前每年全球產生 3.8 億噸的塑料垃圾，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 圾約為 1100 萬噸。而到 2040 年，全球將會有約 7.1 億噸的塑料垃圾流入大自然， 流入海洋的數量將增長近 2 倍，達到 2900 萬噸，相當于全球每米海岸線都有 50 公 斤塑料垃圾。

根據海外研究，每年塑料廢棄物產生量中約 3%會進入海洋。2014 年一項研究 測算表明在當時的地球表面水體中漂浮著約 5 萬億塊總重量達 25 萬噸的塑料碎片， 從重量占比看大部分都是 200mm 直徑以上的大塊塑料，但按照數量計數則大部分為 0.33～4.75mm 的微小個體。根據同期全球塑料廢棄量測算約 825 萬噸塑料進入海洋， 與前述漂浮的 25 萬噸間的差距被學界稱為“消失的塑料”。除了對兩邊數據的高估/ 低估造成的測算/計數誤差外，大部分海洋塑料垃圾被認為有三個最終去向：

1. 被海洋生物吞食，或在紫外線與海浪機械作用下分解為微塑料而進入食物鏈；

2. 因微生物附著定殖沉入海底成為深海沉積物，或部分分解、降解；

3. 在海灘和沿岸淺水域之間循環，最終積累在海岸線陸地上。

上述的三種路徑中，危害性最大的無疑是第一種中的微塑料路徑，其在整個食物 鏈中的影響會逐步累積，最終傳遞至食物鏈頂層的人類。2018 年的一份研究表明， 在英國市場上出售的青口（海虹），全部發現了微塑料顆粒。

據多個研究表明，這些攝入的微塑料會對生物的消化道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影 響某些生物的繁殖率和體內的酶活性。更重要的是，微塑料能吸附其他污染物，例如 能致癌的多氯聯苯、多溴聯苯醚等以及內分泌干擾素 BPA 和各類農藥，被生物攝入 后再釋放到它們體內，造成更嚴重的后果。

1.2 全球政策共振催生可降解塑料行業拐點

國內禁限塑政策密集出臺

引起一次性塑料吸管、餐具等行業暴風驟雨的禁用政策其實早有征兆，我國早在 1999 年就出臺了《國家經貿委發布(99)第 6 號令》，規定 2000 年底前全面禁止生產 和使用一次性發泡塑料餐飲具。2007 年頒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 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以限制和減少塑料袋的使用。后續，國內又出臺了在四個領 域禁止、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餐具、塑料包裝等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見》。最終，在 2020 年 7 月，發改委等九部委重磅聯合印發《關于扎實 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將禁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塑料餐具及一次性塑料吸管等，同時在具體領域也相繼推出了《農用薄膜管 理辦法》、《關于進一步加強商務領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等細分行業的對應辦 法。

綜合上述各法律法規，2021 年以下塑料產品在全國范圍內已經被禁止生產、銷 售。按照相關政策要求，違規生產、銷售國家禁限的塑料制品，情節嚴重的甚至會被 吊銷營業執照，并處以 1～10 萬元罰款：1、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袋；2、0.01 毫米的聚乙烯農用地膜；3、不可降解一次性吸管（牛奶、飲料等食品外包裝自帶的吸管除外）；4、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5、一次性塑料棉簽；6、含塑料微珠的日化品。

除了全國性的法律、法規與相關政策內容，各地政府根據地方經濟特點與結構差 異出臺了各類地方性的法律法規，比如吉林于 2015 年在全省行政區域內禁止生產銷 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薄膜袋制品和餐具，成為全國首個全面“禁塑”省份； 再比如海南針對旅游大省的特點，從保護本地海域與旅游資源的角度，出臺了《海南 省全面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實施方案》，全省全面禁止生 產、銷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其限制的范圍要比全國標準更為 嚴格。

海外政策出臺更早且進度更超前

隨著塑料廢棄物在環境中的日益積累，以及對塑料廢棄物危害的逐步認知，以歐 盟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地區更早意識到對于塑料廢棄物等需要進行有效的管理， 因此相關政策法規出臺更早：在 1975 年，歐盟就出臺對于廢棄物進行規劃的法案， 其后于 1994 年推出了包裝法案，規定了對包括塑料在內的各物質的再循環率以降低 資源消耗。

最近 10 多年來，歐盟為代表的各個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出臺了更多的政策與法規， 通過局部禁用、限用等措施限制不可降解塑料的使用，引導公眾減少對塑料制品的依 賴。這些法規大多為在消費端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的法規，而其中影響較為深遠 的是歐盟于 2020 年出臺的將于 2021 年對一次性塑料包裝征稅每噸 800 歐元的法規 以及 2021 年直接禁用/限用數十種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法規，兩法規分別針對中上游和下游，足以撼動行業供需兩端的格局。此外，雖然歐盟委員會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 頒布的《關于一次性塑料制品（SUP）的指南》未能及時更新此前對可降解塑料的歸 類定義，但考慮到該領域極快的更新發展速度，歐盟委員會計劃在 2022 年制定一個 明確的、適用于生物基塑料（BBP）、生物降解塑料和可堆肥塑料（BDCP）的政策 框架。

企業傾向于超前/超范圍布局

大型企業，尤其是全球化運營的連鎖企業在面臨政策變化時為避免自身經營受到 負面影響，往往傾向于超前布局以應對預期中將要落地的變化，并且某些企業從預留 安全邊際或提升企業聲譽與品牌價值的角度出發，會超范圍地執行政策法規所要求落 實的行動。

國際酒業巨頭保樂力加在 2018 年即宣布在全球所有業務中將不再使用由不可降 解材料制成的塑料吸管及調酒棒。麥當勞在 2018 年 6 月即表示要推出紙吸管，稱該 決定是為了更廣泛進行環保而努力的一部分。星巴克在 2019 年 7 月即宣布，2020 年的時候全球范圍內將會停止使用塑料吸管，改成紙質的吸管，國內超過 3600 家門 店也將會在同時期達到這一目標。百事可樂在 2019 年表示將擺脫一次性包裝，使得 到 2025 年公司所有包裝都將可回收、可堆肥或可降解。2020 年 8 月，奈雪的茶、喜茶、蜜雪冰城等茶飲品牌相繼宣布，全國各店將全面或逐步用紙質或可降解吸管取 代塑料吸管。

如果說茶飲品牌紛紛使用環保型的吸管代替一次性塑料吸管是政策驅動下避免 被吊銷營業執照或罰款而不得已為之，那么替換并不在本次禁塑令覆蓋范圍內的一次 性塑料制品則更多體現了品牌的營銷與 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方面的考量： 提前實施規定一方面是提早推進并確保實施進度，以避免到期被處罰或被吊銷營業執 照，另一方面企業在對消費者宣傳自身的環保理念時也能借此展示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提高在當地的聲譽與企業品牌價值。

從海外到國內，再到地方，近年來針對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限制政策密集出臺， 管理標準日趨嚴格，逐步收緊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流通環節。從海內外政策端傳遞 到企業實施端，共振之下催生了可降解塑料行業的拐點，企業的超前布局與擴大化 的執行則進一步推動了拐點的提前到來。

2、可降解塑料海內外成長空間廣闊

政策端對普通塑料制品的限制越發收緊，隨之而來的是相關替代材料的需求迅速 井噴。早期，對于普通塑料制品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替代品有木材、紙等天然材 料，以及可降解塑料這兩大類，經過市場上商家與消費者使用/反饋的多輪循環驗證， 最終可降解塑料得到了市場認可，被認為是對普通塑料制品的最佳替代方案。

2.1 可降解塑料與普通塑料性能已然相近

可降解塑料發展至第三代的生物降解塑料

可降解塑料是指一類其制品的各項性能可滿足使用要求，在保存期內性能不變， 而使用后在自然環境條件下能降解成對環境無害的物質的塑料。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 歐洲，西方發達國家以循環經濟的思路，使用可降解一次性用具，如瑞典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就試制馬鈴薯和玉米制的一次性快餐盒。最為理想的可降解塑料應當在使 用過程中與不可降解塑料性能相當，而在使用之后在遺棄、填埋等各種自然條件下都 能自然分解為碎塊并一步步降解成大分子、小分子、二氧化碳和水。

最早發展可降解塑料的歐洲開發了淀粉改性塑料路線，被稱為第一代降解塑料。 這類淀粉基可降解塑料是在傳統 PE（聚乙烯）等單體聚合過程中加入淀粉等添加劑 進行改性，使塑料在環境中可裂解成微小的塑料碎片。但是在后來的研究中發現，成 為碎片后的塑料無法完全降解，會形成微塑料等繼續毒害環境。因此淀粉改性塑料也 被稱為“生物破壞性塑料”（不完全降解型）。第二代降解塑料為光熱降解塑料，因對 溫度、光照強度等降解條件要求十分嚴苛，發展也十分緩慢。

隨后，可降解塑料在美洲得到進一步發展，依托當地豐富的生物質資源，誕生出 以 PLA 為代表的第三代降解塑料，即生物降解塑料，雖然降解條件仍存在部分限制， 但其可在細菌真菌、藻類等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微生物的作用下，斷裂高分子中的長 鏈，最終完全分解至 CO2 和水，實現完全生物降解，并且其原材料來源于玉米等的 發酵，屬于生物基來源材料。后來，PBS、PBAT、PHA 等其他生物可降解塑料也相 繼獲得發展，從理論上能實現真正的綠色環保、無環境毒害。

在傳統的分類法“按原料來源分類”以及“按降解方式分類”之外，我們添加了 “按處理方式”的分類方法：第一代淀粉改性塑料以及第二代的光熱降解塑料均不可 堆肥，否則會產生微塑料等長期殘留物，導致堆肥產物被污染；主流的 PLA 等材料 更適合通過單獨的工業堆肥過程處理——其制成的可降解塑料袋一般稱為“可堆肥塑 料袋”，但在德國等堆肥設施的實踐中并不提倡將其與廚余垃圾等一起堆肥，因為它 們需要的工業堆肥周期比廚余垃圾長，處理過程不同步；最理想的可生物降解塑料無 需堆肥，即便遺棄在自然環境中也能短時間內完全降解。未來更新一代的可生物降解 塑料商業化品種或將從無需堆肥的 PHA 等中誕生。

可降解塑料性能提升至接近普通塑料

早期的淀粉基塑料機械性能較差，并且透明度低，在不斷改進其配方并且摒棄其 中的不可降解組分，改為與生物降解聚酯(如 PLA/PBAT/PBS/PHA/PPC 等)共混后， 發展至今的淀粉基塑料性能已經得到較大提升。同樣的，PLA、PBS/PBSA、PBAT 等后來發展出的可生物降解塑料起點比淀粉基塑料更高，其性能也經歷了改進提升的 過程。

從這幾種產品性能的角度分析，淀粉基塑料依然是綜合性能最低的；從制作塑料 硬質產品的需求出發，PLA 具備較高的硬度和高透明性，是理想的透明容器、管材 制造原料，但耐水解性能不佳；從制造軟質產品的角度，PBAT 兼具 PBA 和 PBT 的 特性，性能接近傳統石油基塑料，具備較好的延展性和斷裂伸長率，成膜性能突出， PBS/PBSA 與其性能接近。PHA 具備良好的降解能力，不要求工業堆肥等苛刻條件， 但其價格過于高昂。短期來看，可降解塑料最被人們關注的三個特性呈現“不可能三 角”，在價格、性能與規模化上短期難以達成完美一致。綜合來看 PBAT、PLA 的性 能與普通的日用消費級塑料已經比較接近。

2.2 經過市場驗證的可降解塑料是最佳替代方案

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替代品使用感較差

由于國家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及一次性塑料吸管等的政策即將于次年 落地，從 2020 年開始，多家品牌連鎖飲品與飲食店集中下架了一次性塑料吸管、塑 料餐勺、塑料餐叉在內的一次性塑料餐具，轉而更換為紙吸管、木質餐叉餐勺。在 2021 年元旦之后，下架現象迅速擴散至所有的連鎖餐飲行業。

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與反饋，消費者普遍反映紙吸管在內的替換用品使用體 驗與此前相比差距過大。根據多家媒體對部分品牌使用的紙吸管進行儀器測評的結果 來看，參與測試的紙吸管均在受力承載（對應耐牙咬性能）方面表現令人失望，與普 通塑料或可降解塑料吸管比差距明顯；在飲料中耐浸泡性能測試環節，所有紙吸管均 發生變形、發脹，體驗更差的是，在實際使用尤其是在熱飲中使用時，紙吸管除了軟 化彎折外，部分甚至發生了解體，完全喪失了吸管的作用。

除了吸管物理功能的降低，紙吸管在口感與合格率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收集 到的消費者反饋表明大部分紙質吸管口感有紙皮味，部分品牌存在明顯酸澀味。

其他替代品如木質餐具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消費者集中質疑木質餐勺的前端 部分弧度過于扁平，根本無法有效使用，并且部分產品有較重的木材味道影響口感。 用于替代一次性塑料袋的紙袋則存在安全隱患——遇到水特別是高溫的水，紙袋的物 理性能將迅速降低，無法有效承載物體。某著名連鎖餐飲品牌的紙質食品包裝袋曾經 發生過熱飲從底部掉出造成燙傷的新聞事件。

性能更為優異的可降解塑料得到市場認可

商家在尋找新的吸管材料來替代不可降解塑料時，早期主要權衡因素是成本。通 過當時價格比較可知，塑料吸管單價只要 0.065 元/根左右，紙吸管的價格在 0.09~0.14 元左右，PLA（聚乳酸）吸管達到 0.18~0.25 元/根。使用 PLA 吸管，單 根成本比塑料吸管約高 0.15 元。根據奈雪的茶招股書所示，其 2018～2020Q3 的單 店平均訂單量約 608 單/日，按照每單 1 杯飲品的保守數據測算，再考慮 10%的損耗 率，則用 PLA 吸管替換原有塑料吸管帶來的單店月成本提升約為 3000 元，紙吸管 則只提升約 1000 元，全國 34 萬家茶飲店的替換成本差價約合 81.6 億元/年。

隨著紙吸管的投入使用，消費者開始不斷反饋糟糕的使用體驗和對門店運營方的 負面評價，部分消費者甚至因此降低了消費頻次，同時，初期紙吸管及 PLA 吸管供 應短缺帶來的溢價在兩者產能的快速提升后逐步平抑，且兩者價差也隨之降低，后期 PLA 吸管與紙吸管單根價差已縮小至數分錢，最終商家考慮到對銷售量的影響和成 本差距的縮小，用 PLA 吸管替代紙吸管與一次性塑料吸管不再有此前那么大的成本 阻力。

同樣的，在其余被政策禁止的一次性塑料餐具、餐盒、包裝袋的替代材料上，可 降解塑料因為其性能十分接近原先的普通塑料，所以對消費者體驗的影響是最小的。 無論是針對弧度過小的木質餐勺還是存在安全隱患的紙質食品包裝袋，選用新一代的 可降解塑料來替代都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最佳方案。

隨著市場在試錯后確定了可降解塑料是對原來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最佳替代方 案，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需求迅速井噴——位于江蘇、浙江的幾家塑料制品公司，春節期間至今，產線基本都處于滿負荷生產狀態，工人實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甚至在 春節假期期間，廠內也會排滿發貨的卡車。下游需求的井噴對于上游的影響之一是可 降解塑料及其上游關鍵原材料均呈現暴漲，比較典型的是聚乳酸、PBAT 及其上游原 材料 BDO 的價格。

2.3 短期、中長期分別替代日用低端、日用中高端/工業類

目前塑料材料按用途可分為日用塑料、工業塑料與醫用塑料，其對性能、生物相 容性等指標的要求逐級提升。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是日用塑料，部分消費品尤其 可選消費品如家電電子產品等則更多使用工業塑料，醫用塑料相對小眾。

短期替代最為迫切的是日用低端類的包裝材料

目前全球每年生產近 4 億噸的初級塑料，用來制造 1 億噸以上的塑料袋、超過 5800 萬噸的塑料瓶。從上述主要指標中可以看出，塑料袋和塑料瓶為主的包裝類用 途是塑料的最大用途，2018年的數據顯示包裝用途占總量的40%，其次為建筑（20%）、 汽車制造（9%）。從 IHS 所統計的 2018 年全球白色污染來源看，由于包裝材料的一 次性應用特征，全球塑料垃圾中近 60%是塑料包裝，電子設備、汽車、家庭非包裝 塑料等耐用消費品產生合計 17%的塑料垃圾，建筑與農業則分別貢獻了 5%的占比。

塑料包裝廢棄物處理的第一目標是將塑料作為資源再利用而進行回收再生。美國 塑料工業協會（SPI）制定了塑料制品分類的標志代碼：在三個箭頭組成的代表循環 的三角形中間，加上數字 1 到 7 和英文縮寫來指代該制品所使用的樹脂種類。這樣 一來，塑料品種的識別就變得十分便捷，回收成本大幅削減。現今世界上的多數國家 均采用這套 SPI 標識方案。中國在 1996 年制定了與之幾乎相同的標識標準。從中可 以看到我們生活中接觸最廣泛的 7 類塑料材料是：PET、PE（HDPE，LDPE）、PVC、 PP、PS、其他（以 PC 為主）。這 7 類塑料的用途主要就是塑料瓶、包裝袋、食品 容器等一次性用途。

Scientific American對海洋垃圾中的微塑料殘余的分類統計表明海洋微塑料中出 現頻率最高的是聚乙烯（PE），在樣本中有近 80%的出現概率，其次是聚丙烯（PP）， 出現概率超過 60%，再次是聚苯乙烯（PS）、聚酰胺（PA）以及聚酯（PET/PES）。 這前五大材料各自對應塑料袋/飲料瓶/管材、瓶蓋/薄膜/容器、一次性餐具/泡沫制品、 繩子/漁具/紡織品、紡織品/飲料瓶這些用途。這 5 類材料中排前 3 的 PE、PP 和 PS 的用途與一次性包裝材料高度相關，是短期可降解塑料替代最為迫切的目標。

中長期需替代日用中高端塑料及工業塑料

除了排在海洋微塑料中前 3 的 PE、PP 和 PS 這些與一次性包裝材料高度相關的 品種，我們注意到以功能性為主要特點的聚酰胺（尼龍，PA）、聚酯（PET/PES）、 聚甲醛（POM）、聚甲基丙烯酸酯（PMA）也占有相當的比例。這部分材料注重強度、 耐磨性等在內的功能性，可降解塑料對其的替代存在難度。其中，用于紡織服裝的聚 酯纖維（PET/PES）有 PLA 等材料可替代，但尼龍類的替代目前還沒有足夠強度與 合理價位的可降解塑料能勝任。

由于我國是全球制造大國，有大量的塑料制品用于出口，行業對于海外進出口政策相當敏感。目前，歐盟方面已經對部分進口紡織品可降解材料占比提出了要求，一 些大型跨國公司比如耐克等也單獨提出了至 2023 年進口的原材料紗線、化纖要達到 特定的可降解材料比率等要求。部分國家出于高昂的垃圾處理成本的考慮，提出讓供 應商負責那些無法被可降解塑料替代的塑料制品的售后回收環節，這一類需求以及未 來的政策落地將給行業帶來巨變。我國需要提前預判歐盟等國家塑料行業新政策法規 的落地時間與影響，及時根據他國環保及貿易等方面的標準進行產能的提前布局與供 給匹配。

目前，部分國內廠商已經意識到這一趨勢將帶來的行業影響：特步不久前推出了 聚乳酸含量為 60%的 T 恤，同時計劃于 2022 年 Q2 上市聚乳酸成分達 67%的針織 衛衣，于 Q3 上市 100%純聚乳酸風衣，并提出 2023 年前，力爭實現聚乳酸產品單 季市場投放量超過百萬件。考慮到我國包含紡織服裝在內的龐大制造業體系及對應 的出口量，這一需求端倒逼行業升級的因素，影響范圍或遠大于目前市場所考慮的 國內一次性包裝材料領域。

2.4 可降解塑料的替代空間遠超市場預期

政策背后的驅動力往往是經濟因素：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全生命周期成本 正隨著人們的認知深化而而不斷提升，這一過程給予了可降解塑料源源不斷的需求 動力。對于政策推動帶來的國內可降解塑料替代空間以及海外市場環保需求倒逼國 內制造業帶來的海外塑料替代空間分別進行測算，至 2025 年兩者合計的可降解塑料 替代空間或超過 1400 萬噸。

環境成本是可降解塑料長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從中短期來看，國內的直接政策驅動決定了可降解塑料在未來數年內的需求擴 張空間下限。綜合前述的國內塑料制品限制、禁止法規及政策目標，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的限制與禁止主要集中在四個重點領域——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賓 館酒店一次性用品、快遞塑料包裝，此外農用薄膜這一專業細分領域也不容忽視。上 述 5 個領域的政策直接驅動國內可降解塑料制品對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進程，構 成最基礎的政策驅動型需求。

從長期來看，全球不可降解塑料使用帶來的環境成本提升打開了可降解塑料在 未來數年乃至數十年的需求擴張空間上限。隨著中國及周邊國家“禁廢令”的落地， 原先全球發達國家出口塑料垃圾的低成本處置手段已行不通，加上塑料廢棄物的危害 性被逐步認知，其帶來的健康與環境風險進一步提高了使用過程中的隱性成本。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帶來的便利性并不會隨時間而變化，但使用其所帶來的成本則在逐步提 升，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成本終將驅動可降解塑料替代不可降解塑料過程的自發進行。 由于中國是全球塑料材料產量排第一的國家，同時也是歐美等全球主要消費市場的工 業產品供應國，全球可降解塑料替代進程將給國內企業帶來遠超市場預期的成長空 間。

根據 2010 年的一項研究，塑料垃圾量，排在前 5 的國家分別是中國、美國、德 國、巴西、日本，然而由于美國是全球第一大廢塑料出口國，持續將塑料垃圾出口至發展中國家，影響了塑 料垃圾的統計結果。美國 2016 年出口至中國的塑料垃圾占其總塑料垃圾出口量的 80% 以上，中國在為美國等西方國家處理這些進口垃圾的同時，廢料產生率（即回收塑料 中不可回收物的污染率）達 20%～25％，有些高達 40%，并留在了中國。因此，數 據矯正后相對應的塑料垃圾源頭產生量排名顯示：2016 年全球塑料垃圾產生量國家 與地區排名第 1 的是美國，約 4202 萬噸，第 2～5 名分別為歐盟 28 國、印度、中國 與巴西；統計的產生量前 20 名國家中，人均產生量第 1 也是美國，約 130.09 千克/ 年，第 2～5 名分別為英國、韓國、德國、泰國。綜合產生總量與人均量排名，全球 塑料垃圾產生的主要來源（即塑料消費主體）是西方發達國家與地區。

為改變處理洋垃圾給國內帶來嚴重環境污染與健康危害的現狀，2017 年 7 月 18 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該方案提出，2017 年年底前，禁止進口生活來源廢塑料，2019 年（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禁止進口工業來源廢塑料。隨后，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泰國和馬來西 亞也相繼跟進了“禁廢令”，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塑料垃圾變得越來越困難。

美籍日裔教授島津洋一警告稱，為避免塑料垃圾對人體健康產生的負面影響，其 妥善處理需要的技術價格高昂，這將使塑料處理的成本過高。此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塑 料處理的成本僅僅是將其運往別處，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禁止進口塑料垃圾，發達國家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在國內加以解決，但是從目前包括美國費城、孟菲斯在內 的一些城市來看，垃圾回收再利用能力不足，回收垃圾的一半甚至全部都被送去焚燒 或者填埋，對環境造成持續的毒害。

對于國內而言，其實“禁塑令”與“禁廢令”的出臺背后有著共通的邏輯與驅動 力。此前塑料制品的使用只涉及制造流通等成本，被廢棄后造成污染的環境治理成本 以及危害民眾健康造成的醫療保健成本并未納入考慮。居民生活中的塑料垃圾處理費 用包含在總的垃圾處理費中，以固定金額/（戶·月）或固定金額/噸的形式收取；非 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探索實行計量收費和差別化收費（按是否混裝分別定價），上述 收費方式均不區分塑料垃圾與其他垃圾。使用塑料的環境成本在被認知與定價后或將 抬高塑料制品的價格/處理費用，或進一步通過政策提高準入難度。

嘗試對塑料垃圾造成的額外醫療支出進行敏感性分析：2019 年，居民醫保基金 收入 8575 億元（比上年增長 9.3%）、支出 8191 億元（比上年增長 15.1%），按照其 對健康的影響從 1%、4%到 10%，則對應醫保支出增量為 81.91、327.64、819.1 億 元。

對于國外而言，除了加大對垃圾處理設施的投入與補貼，還有一個選擇是對塑料 制品供應商提出可降解塑料材質替代的要求，或者提出讓供應商負責塑料制品售后的 回收，目前歐盟部分客戶已經對國內供應商提出了類似需求。上述國內外的兩條路徑 均以環境成本為核心驅動力，推動塑料制品價格上漲或使其獲得難度加大，由于國內 外人工費的提升使得包括拾荒在內的塑料回收利用率提升困難，因此最為直接的驅動 結果是使得可降解塑料占有率持續提升。

中短期政策驅動帶來的國內替代空間

根據發改委等九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以 及后繼推出的《農用薄膜管理辦法》、《關于進一步加強商務領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 通知》，我們認為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賓館酒店一次性用品、快遞塑 料包裝以及農膜領域是中短期內政策直接驅動帶來的替代空間。根據我們的測算，至 2025 年禁塑令完成實施后，這 5 大領域合計將給可降解塑料帶來近 400 萬噸替代空 間，折合近 800 億元市場規模。

根據 2020 年數據，我國規模以上快遞業務總量累計達到 833.60 億件，同比增 長 31.23%，2010~2020 年快遞業務量 10 年內增長約 35 倍，復合增速為 42.95%。 2017 年起，快遞量增速變得較為平穩，2021 年快遞量再次猛增——國家郵政局監測 顯示 2021 年全國快遞業務量突破 500 億件（截至 7 月 4 日），接近 2018 年全年水 平。我們保守取 2018～2020 三年平均增速 27.69%作為 2021 年的增速，并進一步 以按年遞減 2pct 的速度來預測未來快遞量。

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重點省市將先行試點禁用一次性塑料包 裝，到 2022 年，上述全國重點省市快遞塑料包裝將禁用不可降解塑料，到 2025 年 全國快遞禁用不可降解塑料。按照 2019 年的數據上述省市快遞業務量占全國快遞總 業務量的 48.17%。根據現有快遞包裝結構（塑料包裝占比 41%，其中的塑料薄膜占 比 63%）以及每件快遞塑料袋需要 40.87 克塑料來測算，至 2025 年，相對應的快遞 業可降解塑料替代市場規模約 164 萬噸。

美團 2019 年財報顯示，2019 年美團餐飲外賣業務繼 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全年交易筆數同比增長 36.4%至 87 億筆，交易金額同比增長 38.9%至 3927 億元，日均交易筆數增長 36.4%至 2390 萬筆，每筆訂單的平均價值 同比增長 1.8%。截至 2019 年年底，中國外賣消費者規模約 4.6 億人，相比 2018 年 年底增長 12.7%，在 9 億網民中的占比約為 50.7%。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2019 年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為 84843 萬人，按此計算，外賣消費者占我國城鎮常 住人口數量的 53.9%。

根據美團配送的數據，2019 年我國即時配送訂單達 182.8 億單，其中外賣訂單 占比 70%折合約 127.96 億單，對應 4.6 億消費者為人均 27.8 單/年，平均 13 天以上 點一單，向上空間仍然十分充足。再考慮到近年外賣產業滲透率持續提升，交易筆數 快速增長，我們按照2019年36.4%的增速以每年增速同比降低10%的保守預計測算， 至 2025 年增速降至 19.34%，同期外賣訂單將達到 499.96 億單。

據研究測算，單個塑料碗和塑料飯盒的重量基本在 40～60g 左右，塑料餐勺或 餐叉重 2～3g。有環保組織調研顯示每份外賣平均消耗 3.27 個餐盒，我們按照每單 外賣 3 個餐盒（50g/盒）+1 個塑料袋（5g）計算，忽略餐勺等重量，則每單外賣會 產生 155g 廢棄塑料。考慮 2025 年地級以上城市餐飲外賣領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餐具消耗強度下降 30%的目標，則測算出至 2025 年外賣訂單領域可降解塑料替代空 間為 139.49 萬噸。同時數據顯示，2019 年全國塑料制品累計產量 8184 萬噸，其中 塑料吸管近 3 萬噸，則外賣領域一次性餐具及塑料吸管的替代空間為 142 萬噸。

針對不可降解塑料袋領域，除了外賣中涉及的需求，其余需求主要在于商場、超 市、藥店、書店、展會、集貿市場等實體經營性場所。2020 年底直轄市、省會城市、 計劃單列市城市建成區的上述場所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貿市場為規范和限制使用），至 2022 年底，實施范圍擴大至全部地級以上城市建成區和沿海地區縣城建 成區。到 2025 年底，上述區域的集貿市場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按照區域涉及人口來測算，至 2025 年上述政策涉及人口 5 億，人均在上述區域 消費 4 個塑料袋/周，則折合 1.04 公斤/年的消費量，對應塑料袋可降解需求市場需 求約 52 萬噸。按照另一種算法，據中國塑協塑料再生利用專業委員會所統計的，我 國每天使用塑料袋約 30 億個，截至 2019 年，塑料袋年使用量超過 400 萬噸，其中 若是上述區域集貿市場及商場等的不可降解塑料袋占比僅為 10～20%。則至少也對 應 40～80 萬噸/年的替代空間。

2019 年農業部等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農用地膜污染防治的意見》，要求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塑料回收體系，農膜回收率達到 80%以上，到 2025 年，農膜基本 實現全回收。2020 年，農業部等部委聯合印發的《農用薄膜管理辦法》，在農膜回收 以外，特意提出鼓勵和支持生產、使用全生物降解農用薄膜。根據 2019 年全國農用 塑料薄膜使用量 240.77 萬噸推算，由于農膜回收價值低，其回收率后續較難提升。 2020 年未回收的農膜比例低于 20%，這部分此后 5 年內若有 80%轉化為可降解塑料 材質，則將給農膜行業帶來 38.52 萬噸的替代空間。綜上各領域，至 2025 年合計將 給可降解塑料行業的帶來 396.52 萬噸的替代空間（忽略較小的酒店一次性用品量）。

2021 年 2 月 9 日，國管局辦公室、住房城鄉建設部辦公廳、國家發展改革委辦 公廳三部門發布《關于做好公共機構生活垃圾分類近期重點工作的通知》（國管辦發 〔2021〕4 號），其中第 3 點要求，到 2021 年底前，公共機構全面停止使用《公共 機構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名錄（第一批）》內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 品。《公共機構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名錄（第一批）》特別以負面清單的 形式說明，不可降解材料是指含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聚 氯乙烯（PVC）、乙烯-醋酸乙烯（EVA）、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非生物 降解高分子材料，換言之，可降解材料不能含有上述的 PE、PP、PS、PVC、EVA、 PET。

中長期海外市場倒逼帶來的替代空間

除了上述的中短期政策驅動帶來的國內市場替代空間，由于我國是全球制造與出 口大國，有大量外貿塑料制品以及聚酯纖維紡服產品是用于出口的，受歐盟等地區及 國家的政策影響，這些產品均面臨歐美等發達國家與地區的可降解政策升級。

從 2019 年全球可降解塑料消費結構來看，與此前闡述的白色污染以及海洋垃圾 分布相呼應，主要以軟、硬質包裝材料需求為主，排在后面的為紡織品、消費品及農 業用品。

1. 若按塑料類別測算，2019 年全球需求中，聚乙烯需求量最高，為 1.05 億噸， 占全部需求總量的 41.2%；聚丙烯需求量為 7630 萬噸，排名第二，占全部 需求總量的 29.9%；聚苯乙烯需求量為 1778 萬噸，占比 7%。上述三類塑 料主要用途即是制造一次性塑料袋、容器、包裝膜及餐具，也是海洋微塑料 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品種。在遠期，這三類的絕大部分需求都將被可降解塑料所替代。三者合計近 2 億噸需求量中，按照不同階段 20～60%的真實替代 率做敏感性分析，對應全球總量 2388～7167 萬噸/年的替換空間。若按照當 前可降解塑料全球產能投放計劃來看，國內產能占比遠遠超過一半，保守按 1/3 的未來市占率測算，則對應 796～2389 萬噸的全球替代空間。

2. 從產品用途測算，全球每年制造約 1 億噸塑料袋，數千萬噸的塑料膜，若以 20、40、60%的替代率進行敏感性分析，則僅塑料袋一項帶來的替代市場空 間就是 2000～6000 萬噸/年，中國每年制造全球 1/4 以上的塑料，即便按等 比例替代率測算，也能占據塑料袋這一單一品類 500～1500 萬噸的替換空 間，算上塑料膜、包裝材料等其他領域，替換空間也是千萬噸級市場規模。

3. 以歐盟進口中國且已經表示要在未來規定可降解塑料含量的紡織用化纖、塑 料及其制品為例進行測算。根據 2019 年歐盟從中國進口的這三類產品來算， 三者總量為 435.76 萬噸，按照到 2025 年進口總量中可降解塑料占比分別為 20、50、80%進行敏感性測算，其分別對應三種材料或存在 87、218、349 萬噸的可降解塑料替代空間。該測算中尚未包含服裝、鞋靴、帽類、紗線以 及玩具、家具等傳統意義上更重要的出口類別，同時也是各類塑料的重要應 用領域。國內光滌綸長絲這一個化纖品類的年產能就超過了 4300 萬噸，對 應同樣量級的紡織品，其中大量用于出口，據此來粗略測算對歐盟、美國等 重要出口地區的主要涉及領域，其總的替代空間或也在千萬噸級。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按照 L.Shen 等人在文獻中通過行業專家訪談匯總的觀點， 在目前幾類生物降解塑料與普通石油基塑料存在的性能差距下，31%是生物降解塑料 可推算出的最大滲透率。根據這一最大滲透率以及 2021 年的全球塑料產量測算，遠期全球塑料中最多將有超過 1.20 億噸/年的產能將被生物降解塑料取代，按 1/4 比例 折算給國內帶來超過 3000 萬噸/年的生物降解塑料需求。

3、價值環節向可降解塑料行業中上游擴散

3.1 可降解塑料產能投放密集且體量擴大

市場選擇 PBAT 與 PLA 為主要擴產品種

通過前述的可降解塑料的發展以及各自性能對比，可降解塑料相關技術發展至今 已經進入相對成熟的階段，主流品種都已經具備大規模工業化的技術底蘊，剩下的就 是比拼成本、政策支持力度以及下游應用的鋪開速度。從最近幾個月的市場擴張計劃 來看，目前市場主要選擇了 PBAT 與 PLA 這兩種可降解塑料。淀粉基塑料除了早期存在性能劣勢外，其使用淀粉的特點決定了在中國這樣的 人口大國會面臨“與人爭口糧”的疑慮而難以大規模推廣。而 PBAT 相對于 PLA 的 擴產計劃要多數倍，則主要是因為其三種原料精對苯二甲酸（PTA）、己二酸（AA）、 1,4-丁二醇（BDO）作為大宗化工品在國內供應都相對充裕且國內供應商數量較多， 而 PLA 上游原料丙交酯目前進口依賴度較高且主要依賴美國供應商。

可降解塑料現有及在建/規劃產能統計

可降解塑料原有產能較少，從 2019 年的全球產能分布來看，2019 年全球可降 解塑料產能合計約為 107.7 萬噸。其中，最多的是淀粉基塑料（38%），國內代表企 業為武漢華麗；其次是 PLA（25%），國內代表企業為浙江海正；第三是 PBAT（25%）， 國內代表企業為金發科技。從全球與代表企業產能可看出，當時市場規模較小，國內 各企業產能沒有超過 10 萬噸/年的，產品也主要以出口歐美為主。

隨著近兩年政策的密集落地，未來市場空間豁然打開，各企業擴張上產熱情高漲， 紛紛宣布擴產或新建產能計劃。2021 年初時國內 PBAT 產能 68.7 萬噸，規劃產能 463.3 萬噸。截至目前（10 月 22 日），宣布布局 PBAT 的公司共 71 家，含遠期規劃 在內的 PBAT 現有+在建+規劃產能已暴漲至 1886.1 萬噸。從廠家的產能投放計劃推 算，2021～2022 年，預計將有萬華化學、金發科技、東華天業、三房巷、金丹科技、 藍山屯河、華峰環保、湖北宜化、華陽平定、道恩股份等三十余個項目超 200 萬噸 PBAT 產能落地。

2020 年，中國聚乳酸產業和 PBAT 一樣也實現了突破性進展：6 月，豐原集團 年產 5 萬噸聚乳酸生產線投產；11 月，金丹生物丙交酯項目試車；12 月，浙江海正 一期 3 萬噸/年聚乳酸生產線投產，開始沖擊原先由海外巨頭所把持的 PLA 和丙交酯 生產環節。目前在建的有豐原 30 萬噸/年、海正 3 萬噸/年、金發 3 萬噸/年等聚乳酸 項目，從產能建設計劃推算，2021～2022 年將新增 56 萬噸產能，加上遠期大量的 聚乳酸產能規劃，截止 10 月 22 日，PLA 現有+在建+規劃產能已增至 451.6 萬噸/ 年。

3.2 上游關鍵原材料成為高價值環節

PBAT 價值鏈分析

PBAT 制備常用的三種方法包括共酯化法（直接酯化）、分酯化法和串聯酯化法。 從產業來看，低酸值、高分子量的巴斯夫工藝方法較優，然而經過國內科研機構與廠 商的不斷研發突破，技術擴散趨勢已經形成，且國內技術已形成多項工程業績。未來 產業鏈的產能瓶頸或不在聚合環節——目前 PBAT 產能擴張迅速，中等產能聚合產線 的工程建設周期往往在 1 年左右。

下游需求的快速提升令 PBAT 產業鏈整體受益，產業上升期供需雖然存在波動， 但隨著政策推進落實，中短期內產業鏈中游聚合端仍會存在產能緊缺。由于上游原料 BDO、AA 產能擴張要遠慢于 PBAT 聚合產能，未來或有相當長時間處于緊缺狀態，因此產業鏈的價值環節或將擴散到原料端。

目前現有+在建+規劃的 PBAT 產能已達到 1886.1 萬噸/年，對應的新增 BDO 需 求約在 1131.7 萬噸/年，而目前國內有效總產能僅 223.4 萬噸/年，未來三年內預計 投產新產能 219.95 萬噸/年，即便加上遠期規劃產能，未來供需缺口也超過 600 萬 噸/年；同時，對應的新增 AA 需求約在 754.4 萬噸/年，而目前國內 AA 有效總產能 約 275 萬噸/年，未來三年內預計投產新產能 42 萬噸/年，即便當前 AA 開工率不足， 未來缺口仍將超過 500 萬噸/年。PBAT 產能快速擴張的背景下，參與企業需要快速 搶占市場并盡快降低生產成本，目前在建產能中配套 BDO、AA 等原材料的一體化企 業能更好地控制成本，并在后續原料可能出現緊缺的競爭格局中始終能處于優勢地位。

PLA 價值鏈分析

PLA 理論合成路線主要有兩種：“一步法”即乳酸直接縮聚法，此方法的優點在于 乳酸單體轉化率較高，合成路線簡單，但是過程中產生的水難以除去，導致產物分子 量偏低，質量較差；“二步法”即開環聚合法，為目前主要工藝合成路線，通過乳酸生 成低聚物，隨后解聚生成中間體丙交酯，最后通過丙交酯開環縮聚制備 PLA，產品 質量有保證，但是流程長且成本偏高。

目前 PLA 的生產壁壘仍然較高，主要因其上游關鍵原材料丙交酯技術此前一直 未能被國內完全突破，因此即使行業需求迎來快速增長，受限于原料供應，其產能擴 張速度相比 PBAT 慢了一個數量級。目前國內在建的 PLA 擴產項目主要是豐原的 30 萬噸，浙江海正同時也掌握了丙交酯合成技術。而國內上市公司金丹科技 1 萬噸丙交 酯產能于 2020 年 11 月試車后打通了丙交酯生產工藝，萬華也將聚乳酸項目推進至 中試階段。我們認為隨著多家企業在丙交酯技術上的突破，后續有望緩解國內的原材 料瓶頸，帶來 PLA 產能的快速提升與成本的降低。

PLA 原料丙交酯的上游是乳酸，來源于玉米等生物質原料的發酵。從各國發展 的資源稟賦來分析，美洲生物質原料豐富，尤其是美國和巴西，具有得天獨厚的成本 優勢，在生物乙醇等多個領域運營得很成功。預計 PLA 及丙交酯技術突破與擴散后， 隨著產能的擴張，產業鏈價值環節將從丙交酯、PLA 逐步向上游的乳酸移動，最后 比拼的將是全產業鏈的成本優勢。

考慮到亞洲，尤其對于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糧食問題是紅線，在當前測 算下糧食發酵制乳酸的占比并不高，但在特定時間段與氣候下大規模擴產可能推動局 部供需不平衡。只有當在碳排放約束下生物法獲得優勢且作物種植面積足夠充裕，或 者糧食發酵路線升級為秸稈等生物質發酵路線時，PLA 的擴產才沒有后顧之憂，當 前可降解塑料市場仍將以多元化、擴產能為主，短期依靠石化基原料與生物基原料雙 路線-多品種發展。